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全面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科学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恩格斯曾经十分深刻地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高度重视思考问题、分析研究问题的方式方法，并且善于从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一般地讲，思想方法是指人们在一定世界观指导下观察、研究事物和现象所遵循的规则和程序，思维方式是指人们思考问题、进行抽象思维的方式，是主观认识客观现实，在思维中反映和把握客观现实的方式。
从我国已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看，马克思、恩格斯先后使用过思想形式、思想方式、思想方法，思考方式、思考方法，思维形式、思维方式、思维方法等一系列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资本主义思想方法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又如，1881年8月，恩格斯在研究了马克思寄给他的数学手稿后回信说：“昨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没用参考书便研究了你的数学手稿，我高兴地看到，我用不着参考书。为此我向你表示祝贺。事情是这样清楚，真是奇怪，为什么数学家们要那样顽固地坚持把它搞得神秘莫测。不过这是那些先生们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造成的。”马克思1868年3月在给他和恩格斯的共同朋友路德维希·库格曼医生的信中写道：“杜能是有一些动人的东西的。梅克伦堡的这个容克（不过他有德国人的思维方式），把他的特洛夫庄园看作农村，把梅克伦堡的施韦林看作城市，并从这些前提出发，借助于观察、微分学、实用会计学等等独自构想出李嘉图的地租论。这是可敬的，同时也是可笑的。”这里指出了“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又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论述道：“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但是特别由于英国的影响却日益陷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著作中是如此。”不难看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中，思想方法、思维方式都是十分重要的概念。
从我们党对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概念的使用看，思想方法是基于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立场观点的认识问题的方法，具有根本性，而思维方式是思考问题的具体方式，具有从属性。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则主要使用了思想方法的表述。他们站在人民立场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解决思想方法问题放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各项工作十分突出的位置。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后，陈云同志奉命前去莫斯科。在完成赴苏联联络各项任务的同时，他反复思考，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他联系自己的经历，一开始认为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经验少。但联想到陈独秀、李立三这些有学问、有经验的人也会犯错误，就觉得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弄清楚。抗日战争爆发后，按照中央安排，他返回延安工作，其间三次向毛泽东同志请教这个一直困扰他而没有找到满意答案的重要问题。第一次，毛泽东同志说，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要多学点哲学。第二次，毛泽东同志指出，犯错误不是经验少的问题，而是思想方法问题，还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但也犯错误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同他谈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同志又一次阐明犯错误的原因是思想方法出了问题。毛泽东、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及讲话，都对思想方法作出过深刻论述。
从方法论的层面看，我们党的历史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从根本上不断解决并优化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历史。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深切地认识到党内的思想矛盾是会经常发生的，必须使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辨别是非、观察问题，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1941年9月，中央决定“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成立高级学习组，统归以毛泽东同志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首要的学习研究方向之一就是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同年11月，制定了《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提出“理论组以研究政治理论与思想方法为目的”。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开展，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对过去党内的错误从社会根源和思想方法上加以清算，从而把党的思想认识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路线上来。党的七大进一步把实事求是上升为党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就是把实事求是确定为全党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思想方法。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并深刻论述思想方法问题。1944年7月，毛泽东同志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指出：“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1957年3月，毛泽东同志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指出，“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1958年11月，在同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他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无一不在思想方法上总结中国革命、建设的规律和经验。《实践论》《矛盾论》更是从哲学认识论上向领导干部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党就通过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了科学总结和客观评价，进一步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恢复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在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思想方法问题，曾深刻指出：“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陈云同志也一直倡导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曾深刻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在这一过程中，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曾深刻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也必须符合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本身也应现代化。而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也就是要按照科学精神来观察、思考和解决各种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一过程中，胡锦涛同志高度重视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曾深刻指出，“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既发扬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又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养成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善于创新的良好习惯，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要“勇于冲破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做好工作的看家本领，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我们党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解决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问题摆在突出位置并贯穿于治国理政中。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辩证法的统领下，综合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开拓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新境界。这是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深刻方法论依据。
党的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思想方法正确、思维方式科学，事业就发展顺利；什么时候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出问题，事业就会遭遇挫折。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为重要契机，切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自己的科学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增光添彩。